如何看待上海语文教材将外婆改成姥姥，教育局回复称“外婆”属方言？
“外婆”成了方言，在上海语文教材里统一变“姥姥”，这事儿其实相当搞笑。许多人都考证出这样一个事实：“姥姥”才是方言，“外婆”明明是书面语。我倒觉得这其实并不重要，因为不管哪个词才是方言，它们都不应该被随意“统一”。
刻意追求语言的“大一统”，不仅仅发生在教育领域，其他领域也一样。混传媒的人都应该知道计量单位的规定。在稿件中，计量单位应采取公制，换言之，你不能写这个东西多少斤，必须写多少公斤或者多少克，这也是我认为最无聊的事情之一。
即使在人物对话和副刊作品中，不一定要严格遵守这个规定，但它仍然会对新闻语言造成很大局限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让语言变得黯淡无光，毫无神采。“今个真高兴，买了两斤肉”的生动，在“今天真高兴，买了一公斤肉”里荡然无存。“人们在这个几千斤重的大家伙面前无计可施”变成“人们在这个2.5吨重的大家伙面前无计可施”，同样也很无趣。原因很简单，虽然“斤”不是公制单位，却是老百姓习惯使用的计量单位，走到市场只会要一斤菜，不会要0.5公斤菜。
语言走入民间，往往意味着无穷的创造力和活力，方言就是其中的代表。
我曾经很不喜欢方言，并以自己一口标准普通话为荣。但年纪渐长，明白的事情越来越多，就明白方言的可贵。它绝不仅仅是一种区域语言，或者仅仅是同地域者的身份认同，它更是深植于文明血脉里的活力之源。方言越强势，流传越广，往往意味着整个地域的开放与活力。粤语就是最明显的例子，它在全世界的传播，恰恰源于南粤人的海洋文化熏陶，源于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。
我们身边的许多人常有一种可笑的整齐划一观念。在城市建设中总以大为美，希望每个城市都建成一个模样，希望街道统一变得“气派”。在人生选择中总以常规为标准，将所有不够按部就班的人生视为“走歪路”，恨不得规定时间结婚，规定时间生孩子。在行为习惯上也追求整齐划一，稍有个性就成了离经叛道……而在语言上，他们也希望整齐划一，方言都是老土的没有价值的，唯有普通话才是王道。但他们不明白，如果一切都整齐划一，并不意味着没有杂质，只意味着剥夺——剥夺的东西不一而足，有人的自由、人的权利、不同族群的生存空间、多元化的人生选择，当然，还有各不相同但都有价值的方言。
在我的青春谁做主里，姥姥说的比较经典的几句话，说年轻人需要的是一个舞台，台词是什么？
别光看贼吃肉，不见贼挨打，小样，有抱负是好事，但在抱负里，挣钱不该排在第一位。你才20出头，家里有吃有住，没有经济压力，进入社会第一步首先是展示，人家肯给你舞台，就别问汇报，等他们承认你有能力了，下一步才有可能给你发挥的机会，光想挣钱，亮不好相，以后全白扯，找一个自己能胜任的工作，把它干好，站稳位置，第二步才是赚钱。
在我的印象中，姥姥（我老家称为姥娘）是口语，而“外婆”的书面语色彩更浓一些。如果要用方言和普通话这一对概念来看，更多的地方方言是“姥姥”，也有一些地方的方言说“外婆”。
中国的普通话，是以河北开滦等地的方言为基础发展而成的，和北京话有点出入，但是也接近北京话。据说上世纪50年代曾有一个投票，决定到底才用哪一个地方的方言为主来发展普通话，结果四川话排名第二位，差一点全国人要学说四川话呢。
很多人开玩笑，说，“狼外婆”以后要变成“狼姥姥”，这是一个玩笑，但是确实也表达了某种担忧。对上海人来讲，他们已经习惯称之为“外婆”，这是一个相对正式的说法，也是更“都市化”的说法，如今却要改成“姥姥”这种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，妈妈们怎么能不担忧呢。
上海的语文书要才用普通话，这一点我完全支持，但是，一篇《打碗碗花》这样的散文，里面的“外婆”却没有必要改为“姥姥”。很有可能，作出这个决定的某个官员，自己是喊“姥姥”的，但是这种称呼仍然要尊重当地人的习惯，不然的话，就要加一条注释，“姥姥，意指外婆”。如果这种称呼在文章中用于对话，就更应该使用上海孩子普遍接受的“外婆”，不然的话会给孩子造成一种虚假的感觉。
很多人为这个改动刷屏，说明了一种普遍的焦虑：我们生活中那些有地方特色的东西，那些能表达情感的东西，正在逐渐消失，而代之以全国都一样的称呼，这种状况并不有利于文化的繁荣。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，应该是在普及普通话的同时，尊重方言的多样性。
怎么能看完整倪萍的《姥姥语录》？
去听过倪萍的朗读者~读的姥姥语录确实很感动~因为困难所以更显艰难~但是也因为艰难见真情也得到成长~静下心来去读书~你体验的又是另外一个人的另外一种人生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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