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句对白，大哥大嫂过年好！是什么电影的对白？
是姜文导演在2000年指导电影《鬼子来了》中的台词。由日本演员香川照之出演的花屋小三郎说出的台词。本身是想学句中国话辱骂姜文，结果翻译故意教的这句话。
急问！！！电影《鬼子来了》对原著的改编有哪些，找出两三条不同就好了，考试要用的啊，谢谢
比如：
剧本第34页：原剧本中一刀刘讲自己杀人技巧时，说的是杀偷情的太监，而影片第1177镜至1199镜，改成了一刀刘杀的是“慈禧身边的八大臣”，“百日维新之主谭嗣同”，不仅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，并对砍头技巧加以自豪的渲染，结果杀日本兵时却遭失败，感叹“英名一世，毁于一旦”，最后狼狈逃走。给人以千百年来中国人只会举起屠刀杀自己人，却不敢抵御外侮的隐喻。
剧本第39页，大家商量送鬼子回去一场，原文学剧本中描写日军到了村中，将大米洒成一圈，将百姓圈住，逼百姓吃饭，吃不下的还按住头往嘴里塞，日军队长讲话时，百姓们都不理他。而影片第1763镜至1871镜，将这场戏改为联欢，并大力渲染，一起喝酒唱歌，百姓们感激不尽，日军与村民亲如兄弟，并有“今儿我高兴，不单是冲这几车粮食，主要是冲***给了我们面子”等台词，这是对剧本立意的重大改动，从根本上悖离了主题。
剧本第47页至49页；屠杀村民场面，原文学剧本中有百姓终于醒悟，奋起反抗的描写，如二拨端起钢盔砸向日本兵，二拨子娘脱下鞋打鬼子，并喊道：“别傻了，抄家伙拼吧”。但影片第1872镜至2073镜，百姓们至死也未与鬼子拼斗，面对屠杀基本是束手待毙，任人宰割。
影片较之文学剧本增加了***将领召集百姓聚会的场面，他公开处死汉奸，发表受降讲话，在讲话中说：“只有***才是投降日军唯一合法的接收者。”并借日本人之手杀死马大三。而这一切颠倒事实的行为，却得到了围观百姓的呼应，严重歪曲了历史，没有达到批判和讽刺***的效果。
影片中有两个唱小曲的人物，共出场三次，原文学剧本中无此描写。镜头第1099“***来到咱家乡，共建***，***来了救苦救难……”这样的台词也是增加的。这是典型的愚昧、麻木、亡国奴的形象。
姜文式对白，让你印象深刻的有哪些对白？
“夫人，兄弟我此番，只为劫财，不为劫色。同床，但不入身！
“有枪在此，若是兄弟我有冒犯夫人的举动，你可以随时干掉我…
之后，张麻子和师爷的两句对话也是玩味十足。
师爷：“寡妇不能睡，必有大灾。”
麻子：“她已经是个寡妇了，我不能让她守活寡。”
呵！男人。
话赶话，话里有话，台词如弹，弹无虚发；
细节，桥段，穿针引线，前呼后应；
画面、音乐、味道，趣味四溢，覆盖全片。
姜文永远以幽默戏谑的方式讲述他的电影故事；但姜文又永远在变化，忠于表达当下的自己。
【0219】“我”是谁——姜文电影《鬼子来了》的寓意核心
“我”是谁——姜文电影《鬼子来了》的寓意核心 张远山 一把枪顶着马大三的前脑门，持枪的隐身者，发出不可违抗的绝对命令：“合上眼！”此时，死亡离马大三尚很遥远，然而马大三的头一动也不敢动，眼睛也一直没敢睁开。整个故事，就此获得了第一推动力，一直推向悲剧结尾—— 一把刀比着马大三的后脖根，持刀的行刑者，借着不可违抗的绝对命令，举起了刀。此时，死亡离马大三如此之近，然而马大三傲慢地转过头来，对整个世界斜睨一眼。头落地，眼眨三下，嘴角上翘，笑了。响彻天地的无声大笑！片尾的持刀行刑者是谁？每个观众都知道，是日本鬼子花屋小三郎。片头的持枪隐身者是谁？每个观众都知道，是“我”。那么“我”是谁？ 一 《鬼子来了》改编自尤凤伟的小说《生存》。在小说里，“我”是一点也不神秘的“吴队长”。在电影里，“吴队长”变成了六旺“出了村过了河”去找的“五队长”。“吴队长”用枪顶着马大三，命令他闭上眼睛，丢下两个麻袋，说是在马大三家暂寄到年三十，却又迟迟不履行承诺前来取走两个麻袋——其中藏着两个俘虏，日本鬼子花屋小三郎，日军翻译董汉臣，导致挂甲台全体村民，陷入了被近在咫尺的日军炮楼发现该村藏有两个俘虏，因而屠杀村民的巨大危险。于是马大三不得不让六旺“出了村过了河”，去请示“五队长”如何处理那两个俘虏，同时请求“五队长”尽快让村民脱离危险。然而“五队长”竟说：“我们没往挂甲台搁过人啊！”——“五队长”说的是实话，搁过人的是“吴队长”。 “吴队长”变成“五队长”，而且否认送来过两个俘虏，拒绝取走两个俘虏，是编导从出发点上着手的颠覆性改编，于是原本略有荒诞但还算合理的小说情节，被彻底荒诞化。片尾字幕里，既没有“吴队长”，也没有“五队长”，然而有那个神秘莫测的“我”。“吴”先转为“五”，再转为“无”——即非人的“我”，因而小说原有的情节即便被保留，也开始朝另一个方向发展，最后抵达了与小说情节完全不同的结尾，开掘出与小说寓意完全不同的寓意。艺术作品的寓意，不能隐晦过深，否则就没人能够索解。然而艺术作品的寓意，又不能过于直露，否则就成了乏味的说教。因此优秀的艺术作品，总是既留下种种暗示寓意的蛛丝马迹，又时时用障眼法来淡化每一次暗示。比如由六旺口中的“五队长”，又衍生出马大三口中的“四队长”、“七队长”，董汉臣口中的“八队长”，就是障眼法。不仅如此，为了不让观众轻易窥破寓意，编导还特意不让“五队长”在电影里直接出现，“五队长”否认送来过俘虏，也由六旺间接转述。对这一至关重要的点题性间接转述，编导又故意让六旺反复使用滑稽绕口令“出了村过了河”来转移观众视线。 “我”既非“吴队长”，又非“五队长”，那么“我”究竟是谁？答案在于编导增加的、小说原本没有的一个象征场景：秦始皇始建的长城。编导增加的、小说原本没有的一个象征人物：慈禧太后的刽子手一刀刘。长城不会说话，所以编导让奉旨行刑杀了民族英雄谭嗣同的一刀刘，亲口点出电影的根本寓意：“长城万里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至此，“‘我’是谁”的答案水落石出：“我”就是“朕”。“朕”是秦始皇登基时发明的自称，也是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前，所有中国皇帝延用两千多年的自称。 编导试图通过艺术语言的荒诞和不合理，来揭示中国历史的荒诞和不合理。因此小说里的“吴队长”，先变成电影里的“五队长”，再与“吴队长”脱钩，成了神秘化、荒诞化、非人化的“我”，成了绝对权力的象征。就这样，刻划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特定历史时刻的写实主义小说《生存》，被改编为揭示两千年中国专制史及其必然后果的象征主义电影《鬼子来了》。中国之西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，之南是文化落后的烟瘴之地，之东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近代以前，中国人无须对西戎、南蛮、东夷设防，只须对北狄设防，因为中国之北，仅有一马平川的大漠。所以近代以前，中国的边患总是来自北面的大漠。因此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，不得不建造人为屏障万里长城，其后汉、明等朝也反复加固重建。然而近代技术突飞猛进导致冷兵器时代终结之后，大海不再是无须设防的天然屏障，因此近代以来，中国的外患总是来自东边的大海。然而时移世易，先秦以前极其伟大的中华民族，先秦以后日益丧失其伟大，因为秦始皇以后的无数中国帝王，自以为握有高枕无忧的绝对权力，两千多年来肆意愚弄和无尽戕害着中华民族，导致抵御外侮的能力持续递减，一朝不如一朝，一代不如一代。伟大的中华民族，终于被“教化”、“整治”成了既无胸膛血性、又无头脑理性的卑怯奴隶和狡诈愚民，仅以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为最高生存目标。南征的漠北胡人，西侵的东洋日军，都是外侮，人必自侮，然后人侮之。不敢反抗本国侵害者的民族，必然是不敢反抗异国侵略者的民族。这就是《鬼子来了》的根本寓意。 二 如果仅有改编的深刻思想意图，却没有改编的高超艺术手段，那么改编就不可能成功。《鬼子来了》的成功之处，首先是编导对小说《生存》的情节删繁就简：在小说里，日本鬼子花屋小三郎与日军翻译董汉臣时分时合、各说各话的对比性复调合奏，既被其他情节遮蔽，又非贯彻始终的情节主线。电影删掉了大量过于枝蔓的小说情节，运用电影独有的镜头叙述优势，把这一充满张力的对比性复调合奏贯彻始终。而改编得以成功的关键，就是编导找到了能够包容多重寓意，甚至能够包容相反寓意的寓意核心：“我”是谁？ 片头“我”送来俘虏后，紧随其后的情节主干是审问。审问过程的关键细节，则是马大三提醒五舅姥爷：“你老给问问，那个……‘我’是谁呀？”村学究五舅姥爷赵敬轩，在愚民政策允许知道的范围内堪称无所不知，令中国头脑休克两千年之久的不知所云的屁话，他几乎全都知道，诸如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”，“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”，“养虎为患，夜长梦多”，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”，“恭敬不如从命”等等，甚至还能用《诗经》体，诌出一篇可笑之极的中日契约，然而他同样不知道“‘我’是谁”，只能问受审者：“你们给我说说，‘我’是谁呀？” 受审者满脸困惑：“您？这下您可把我难住了，我咋知道您老是谁呀？”这是编导故意制造的一个语言技术故障，《鬼子来了》的寓意核心，正是这一语言技术故障——“我”是谁？ 揭示这一语言技术故障，在这部虚构的中国电影里，是故意的。然而这一语言技术故障，在真实的中国历史里，也是故意的。辛亥***推翻帝制以后，中国皇帝不再自称“朕”，改为自称“我”。——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名实之辨：君臣实质不变，但名称却混淆于同一个“我”。“名不正，则言不顺。”中华文明之父孔子如是说。悲剧性的20世纪中国历史，无不源于这一名实混淆的语言技术故障。片头马大三问“谁”时，持枪的隐身人如果不说“我”而说“朕”，不识字的愚民马大三不可能知道“朕”是谁，只能向五舅姥爷请教：“你老给说说，‘朕’是谁？”博学的愚民五舅姥爷，就会洋洋得意地大笑：“这你就不懂了。‘朕’就是皇上。皇上哪能像咱们老百姓一样自称‘我’？皇上自称就叫‘朕’。知道不？”马大三会说：“知不道。皇上咋不把话说得更明白些呢？”五舅姥爷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对“五队长”指示的评论，移用于此：“干大事的人，不能把话说那么透啊！”随后五舅姥爷就会对马大三等一干村民说：“这差事是皇上派给咱们全村的。谢主隆恩吧！”于是由五舅姥爷领头，挂甲台的全体村民面朝皇都，齐刷刷跪下，磕头如捣蒜。由此可见，倘若没有混淆“我”与“朕”的语言技术故障，中国历史就要重写。倘若没有这一名实混淆的语言技术故障，《鬼子来了》的剧情也要重编，马大三就不必请五舅姥爷代问受审者“我”是谁。五舅姥爷如果想开玩笑乃至卖弄学问，当然可以像孔乙己那样考考受审者：“你们给我说说，‘朕’是谁呀？”中国书和日本书都读过的中国愚民董汉臣就会大声回答：“报告长官，‘朕’是所有中国皇帝的自称。我答对了——饶命！”不过被迫以农民冒充武士的不识字的日本愚民花屋，肯定不同意：“你答得不对。‘朕’是大日本天皇的自称。你们全体中国人都该像我一样，做效忠大日本天皇的奴才——你们杀了我吧！”倘若真是如此，那么辛亥***后的中国历史（包括抗日战争史），就有了最合理的解释，不过电影却拍不下去了。正因为辛亥***后握有绝对权力的“我”都不敢再直截了当地自称“朕”，而是绕着圈子自称“我”，因此姜文们也必须绕着圈子把这部电影拍下去。握有绝对权力的“我”之所以不敢再直截了当地自称“朕”，是因为发动辛亥***推翻帝制的孙中山已经宣布：“世界潮流，浩浩荡荡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”从此以后，谁要是胆敢在中华大地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自称“朕”，就会像袁世凯一样立刻完蛋。所以袁世凯以后，再也没有一个实质上的“朕”，胆敢名正言顺地自称“朕”，只能名不正言不顺地“我”“我”不休。于是被愚弄的中国百姓误以为，那个“我”与自己这个“我”一样，如《世界人权公约》所言“人人生而平等”。然而中国百姓又明知那个“我”，与自己这个“我”不一样，因此不得不到处打听“我”是谁。 三 “‘我’是谁”这一具有根本性的中国问题，一经编导提炼为《鬼子来了》的寓意核心，编导就有意识地反复变奏，不断暗示。编导的高明在于，每一次变奏和暗示，都符合情节主干的逻辑发展，同时每一次都没忘了用障眼法来故意打岔。 “我”丢下麻袋以后，鱼儿钻出面柜问：“谁呀？”马大三说：“知不道！”边说边解开麻袋，发现装着两个大活人，简直是两颗定时炸弹。马大三立刻急了：“不中！我找他们去！”没等他开门冲出去，一把刺刀捅破窗户纸伸进来：“听着！这两人抓空替我们审审！年三十午夜黑介我们过来取人，连口供一堆儿带走！明白不？”“明白了! 那……到时候，谁来取人呢？”“我！”马大三为这棘手之事，去找五舅姥爷拿主意。“那么的……他叫个啥？”“没说，就说个‘我’。”年三十白天有人敲门，马大三问：“谁啊？”门外人说：“我！”开门一看却是送口供来的五舅姥爷。马大三抱怨道：“别‘我’‘我’‘我’的，我怕这个‘我’呀！”两个俘虏被马大三藏到长城烽火台后，有人没敲门就直接进了外屋。马大三在里屋问：“谁啊？”鱼儿的儿子小碌碡撩帘进来：“我！”马大三生气道：“你别‘我’‘我’的。”马大三闻“我”色变，已经落下病了。马大三的病，是全体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的通病。《鬼子来了》的编导，就以精心提炼出的这一语言技术故障，对这一人类史上罕见的疑难杂症，做出了准确诊断。还有一个与“‘我’是谁”有关的语言技术故障，也值得一提。马大三在门内问“我”：“那要是出事了，找谁呀？”“我”在门外答曰：“你！出了半点闪失，要你命！”这一答非所问，可谓意味深长。马大三的意思是：你不肯说自己是谁，万一出事了我找谁去请示汇报？但他哪敢这么问！只能盲目服从者，也只许有问必答，却没有知情权，没有提问权，更没有反诘权。既然卑怯的奴隶不敢理直气壮地质问，那么握有绝对权力的“我”就总是答非所问。由于“我”对自己的答非所问早已习惯成自然，所以通常意识不到自己在答非所问，即使偶尔意识到了，“我”依然会如此蛮横，因为“我”就是要以答非所问来剥夺“你”的知情权、提问权、反诘权。总之，“我”可以不承诺，也可以承诺后永不兑现承诺，但无论如何，“我”总是拿“你”是问！从头至尾，马大三没向任何人提及，“合上眼”是“我”用枪顶着他脑门的绝对命令。每一个不想死的人，当握有绝对权力的“我”发出死亡威胁“出了半点闪失，要你命”时，除了盲从别无选择。然而马大三毕竟无限羞愧地知道：合上眼的服从，就叫“盲从”。正因为知所羞愧，马大三最终从没头脑的卑怯奴隶，成长为有头脑的孤胆英雄。他不再害怕“我”拿“你”是问，他成了一个敢于向任何“朕”挑战的顶天立地的大写的“我”。 四 《鬼子来了》令人信服地刻划了马大三如何从到处打听“‘我’是谁”的盲目服从者，转变为自问“我是谁”的怒目圆睁者，如何从贪生怕死的卑怯奴隶，成长为舍生就义的孤胆英雄，因此电影水到渠成地改写了小说的结尾。 在小说里，换粮并未成功，换粮途中花屋趁机逃跑，被独眼瘸腿的神枪手四表姐夫一枪撂倒，而马大山、四表姐夫及村民共十三人全部冻馁暴死于冬夜雪原。在电影里，日军队长酒冢因为“你（花屋）跟那帮家伙是签了约的，***是讲信用的，再说人家救了你的命”，履行了花屋签下的契约，导致换粮成功，中日军民联欢。履约后，酒冢合乎逻辑地开始追问六旺：“能否告诉我，到底是谁把他送来的？”就这样，编导滴水不漏地再次回到了片头即告的最大悬念——“‘我’是谁？” 六旺乃至全体挂甲台村民，当然回答不出酒冢的追问。于是酒冢认定：花屋是被挂甲台村民马大三等人绑架而来，瞒过了村口炮楼里的野野村，并未“优待”地关押在地窖里达半年之久。日军败类花屋因贪生怕死，被迫与马大三及其背后指使者合谋，设下换粮计把日军引来，所以马大山在把日军引来后立刻消失，去带领神秘的“四队长”、“五队长”、“七队长”、“八队长”前来围歼日军。酒冢自以为识破了大阴谋，花屋为了洗刷自己在这一大阴谋中犯下了受骗上当的无意之罪，戴罪立功地率先用日本军刀劈死了六旺。恼羞成怒的酒冢则一不作二不休，丧心病狂地下达了“一个都不放过”的屠杀令。 可见导致屠杀的终极原因，正是“我”没有兑现承诺，不负责任地把村民置于险境之中。屠杀结束之时，响起了昭和天皇宣读《终战诏书》的画外音：“朕何以救亿兆赤子于水火，何以慰皇祖皇宗之灵？此乃朕令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宣言之原因。”这是全片惟一的画外音，也是对“‘我’是谁”的终极揭示：“我”即“朕”——那些惟我独尊的“我”，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的“朕”。经过此前无数细节和种种障眼法的故意淡化，尤其是被屠杀唤起了仇恨，被民族感情的激愤洪流冲溃了理智堤坝，许多中国观众很可能对这一画龙点睛的细节，未加注意。编导不可能为日寇的屠杀辩护，但是编导试图追问屠杀的历史根源，追问屠杀是否可以避免，也就是对屠杀进行哲学反思。如果仅仅激于义愤，被民族感情冲昏头脑，就难以理解匈奴、五胡、金兵、元兵、清兵、八国联军、东洋日军对中华民族的屠杀为何一次比一次残酷，更难以理解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抵抗力，尤其是抵抗意志，为何一朝不如一朝，一代不如一代。如果没有真正的哲学反思，那么未来的屠杀，或许难以避免，或许更为残酷。 马大三此后的愤然复仇和慷慨赴死，正是编导对小说水到渠成的颠覆性改编，完成了马大三从奴隶到英雄的成长史。然而英雄马大三没有死于战争结束前的日寇屠杀，却死于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当局代表——高少校的荒谬判决。这一判决的荒谬性，不在于马大三是否该判死刑，而在于高少校命令对马大三执行死刑的，竟是已经放下武器的日军战俘，而且行刑的武器竟是日本武士的军刀。尤其至惨至痛的是，奉中国鬼子之命，对马大三行刑的日本鬼子，居然是马大三对之仁至义尽的花屋小三郎。这个冒充武士的日本农民，高高举起“我”拱手送还的日本军刀，施行了马大三此前一直未能如愿的“借刀杀人”。这就最终揭示了本片的根本寓意：无论屠戮中国人的具体行凶者是谁，最终的罪魁祸首不是外国鬼子，而是中国鬼子。即使罪魁祸首确是外国鬼子，中国鬼子也不可能为惨遭屠戮的中国死难者讨还公道。自称“最有权力”，斥马大三为“败类”的中国鬼子高少校，站在那里“我”“我”不休，正是草菅人命的中国之“朕”。 然而马大三已经从盲目服从的奴隶，成长为人格独立的英雄。马大三的独立宣言是：“他说好三十取人，他取了吗？半年都过去了，他要一辈子不来取人，你还给他养活一辈子？啥事总听他们的，就不兴自个给自个作回主！”整部《鬼子来了》，只有马大三一个人从奴隶中脱颖而出，在忍无可忍的压迫下奋起反抗，终于获得了自己的头脑。然而一个有头脑的人，在“朕即国家”的中国是没有活路的。高少校对马大三的最后审判是：“中华民族的美德在你身上已经荡然无存，你不配做一个中国人，甚至不配做一个人。”因为在专制中国的字典里，所谓“美德”就是无止境的逆来顺受，所谓“配做一个人”尤其是“配做一个中国人”，就是没头脑的奴隶。于是刚刚获得头脑的马大三，立刻被砍掉了脑袋，成了“顺朕者昌，逆朕者亡”的最新祭品。然而马大三无疑比从南京到挂甲台的无数中华冤魂更死得其所，更死而无憾，所以他在高昂头颅“仰天长啸”之后，怒目圆睁地“含笑九泉”了。马大三或许没听说过古希腊哲学家伊璧鸠鲁的至理名言，但定格于漫天红色中的最后一笑表明，他已领悟到了类似的哲理：在死亡尚未来临之前，有什么可害怕的呢？在死亡已经来临之后，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？ 五 卡夫卡的小说《万里长城建造时》，对一成不变的中国故事作了如下揭示：“许多人暗暗遵循着一条准则，甚至连最杰出的人也不例外，这就是设法尽全力去理解领导集团的指令，不过只能达到某种界限，随后就得停止思考。帝制是不朽的，但各个皇帝却会跌倒垮台，即使整个王朝最终也会倒在地上，咕噜一声便断了气。这是一种不受当今任何法律约束、只遵从由古代延续给我们的训示和告诫的生活。”《鬼子来了》为“不受当今任何法律约束、只遵从由古代延续给我们的训示和告诫”的中国生活增加了一点新意。《鬼子来了》决不是一部描写抗日战争的电影，日本侵略者只是这个中国寓言的道具，使“阳光底下无新事”的中国生活有了一点新意的道具。如果没有这个道具，整个故事就会像两千多年来一样毫无新意。 《鬼子来了》是一部真正的爱国主义电影，但它爱的并非“朕即国家”的专制帝国，而是“我就是我”的自由国度。它告诉观众，“鬼子”决不是外来的，“鬼子”就在中国人心中，“鬼子”就在中国的土地上。只要心里没鬼，外鬼就无法作祟。赶走从长城以北、海岸以东入侵中国烧杀抢掠的外国鬼子，只是相对容易的暂时胜利；彻底终结从秦始皇以来残酷侵夺中华民族自由幸福的中国鬼子，才是千难万难的不朽伟业。 《鬼子来了》仅仅是为了提出，也仅仅是为了回答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——我是谁？这一问题，对自由人和奴隶的意义完全不同。前者是涉及精神生命的内在质疑，所以只需自问，不必向人打听“我是谁”。后者是仅及肉体生存的外在困惑，所以无法自问，只能到处打听“‘我’是谁”。《旧约·以赛亚书》曾经如此回答这一问题：“自从有日子以来，我就是上帝。”对自由人来说，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他的上帝。对奴隶而言，主人就是他的上帝。在秦始皇以后的中国，主人就是人主，人主就是皇帝，皇帝就是上帝。作为惟我独尊的“朕”，每一个中国皇帝都不允许任何人成为有尊严的“我”。在辛亥***宣布“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”的世界文明潮流不允许任何中国人再自称“朕”以后，那些实质上的“朕”在中国已经名不正言不顺，不得不开始自称“我”，然而骨子里依然是“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”的“我”。中华民族与名为“我”实为“朕”的独夫民贼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，付出了史无前例的惨痛代价。这就是全部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。然而这不仅是中国人的问题，也是全人类的问题。出身武士阶级的日本导演黑泽明，也在其名片《七武士》中深刻揭示过日本农民的愚昧以及导致其愚昧的原因。片中主角菊千代这个冒充武士的农民，对一时冲动想杀掉全村农民的武士悲愤控诉道：“真是好主意！你们都把农民看成是什么人哪？一本正经的面孔，一个劲儿的低头行礼，可是尽撒谎！农民这号儿人，吝啬而且狡猾，又是软骨头，心眼儿坏，愚蠢，残忍。他们就是这样该死！但是谁把他们搞成这样小气无能的？是你们！是你们武士！一打仗你们就烧村庄，糟蹋庄稼，把吃的给征去，到处拉夫，玩弄女人，有反抗的就杀了。你们说他们怎么办好？老百姓怎么办才好啊！”中日两国的东方式奴性和愚昧，并无本质不同，只不过历史进程不同，因而表现方式略有差异。因此，不仅一刀刘、二脖子、马大三（觉醒前）、四表姐夫、五舅姥爷、六旺、疯七爷、八婶子、说唱艺人、刑场看客等中国角色是屈服于绝对权力的奴隶和愚民，花屋、酒冢、野野村、大小电话兵等日本角色也是屈服于绝对权力的奴隶和愚民。在握有绝对权力的“朕”或惟我独尊的“我”面前丧失自我，是全人类都要面对的植根于人性深处的问题。因此《鬼子来了》不仅是中国寓言，也是全人类无法回避的人性寓言。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它成为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的经典。 电影是成败取决于合作的综合艺术，任何一个环节的重大缺憾，都会成为木桶的最短木板，并限定最终结果的整体艺术水位。集编、导、演于一身的姜文，堪称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电影艺术家，他不仅找对了原创小说，而且找对了剧本改编者，挑选的演员也无一不精，组建了一个优势互补的超强创作班底。姜文的全方位天赋和敏锐艺术直觉，保证了《鬼子来了》没有出现一块过短的木板。《鬼子来了》围绕着“我是谁”的寓意核心，运用紊丝不乱的缠绕，愈出愈奇的变奏，韵味无穷的台词，精湛绝伦的表演，不断强化寓意，又不断增生寓意，终于抵达了深者得其深、浅者得其浅的艺术高境。《鬼子来了》启示每一个追求自由、向往幸福的中国人，不必骑马找马地到处打听“我”是谁，更不必诚惶诚恐地到处打听“朕”是谁，而应该自尊自信地追问生命的终极命题——我是谁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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